9月27日下午，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贺爱军应邀为澳门永利5335cc翻译专业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何谓‘译者’，如何称‘家’——翻译家的双重面相探究”的专题讲座。讲座由郭国良教授主持，吸引了诸多翻译与外语专业师生。
讲座伊始，贺爱军教授借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杰里米·芒迪对翻译研究的定位引入对译者研究现状的探讨，芒迪曾提到：“翻译研究经历了语言转向、文化转向、社会转向，到21世纪实现了‘译者转向’”。对此，贺爱军教授表示，国内外的译者研究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国内的译者研究主要从：译者个体研究、群体研究、译者地理研究以及译者研究的理论构四个方面展开，国外的译者研究也在同步扎实推进，全面展开。然而，对于“译者身份”问题仍存在较大分歧，究其根本，还是对“什么是翻译家？”“什么是翻译家的本质属性？”“翻译家和译者、翻译活动家、翻译理论家的本质区别何在？”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认识不深，长久未能达成共识所致。
针对以上问题，贺教授首先探讨了“译家属性”。贺教授认为，较为通行的有这样几种说法：第一种是“二维说”，认为译家属性应包含语言能力与专业知识；第二种是“三维说”，包含语言能力、专业知识与百科知识；最后是“多维说”，从隋代彦琮的“译者八备”，到当前高层次翻译人才应具备的政治品格、国际视野、翻译技术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人们对翻译能力的内涵界定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翻译家也具有多重身份属性，而无论这些身份属性是如何界定的，外语能力都被设定为译者能力的核心。在这一基础上，贺教授又提出了另一个与之紧密相联的问题，即语言能力是否构成了翻译家的本质属性呢？对此，贺爱军教授列举了历代翻译家钱钟书、赵元任、巴金、季羡林、辜鸿铭等人的语言掌握情况，提出如果语言属性是翻译家的本质属性，我们无法定义究竟掌握几种语言才可以称为翻译家，亦无法定论掌握多门外语的翻译家比掌握一门外语的翻译家更为合格。因此，语言能力只能算作是翻译家的补充要求，不能看作是本质属性。想要探究本质属性，还需纵观中国翻译史上的翻译家们，从中提炼共性。
紧接着，贺爱军教授开始阐述翻译家的双重面相问题。首先是“实然面相”，实然判断是事实判断，事实具有既成性和恒久性，因此“实然”面相一般不会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通过对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以及19世纪西学翻译这三个历史时期译者考察，发现这一历史时期的译者之所以被称为翻译家，有的是专业知识使然，有的是社会地位使然，但都与外语能力的高低关系不大。佛经翻译实践中的安世高、道安、朱士行、赞宁均没有外语能力，但却被收入翻译词典，认定为佛经翻译大师；明清科技翻译实践中的徐光启、李之藻、李善兰、王韬、徐寿、华蘅芳等人同样不懂外语，不具备外语阅读能力，但是并没有妨碍他们进入翻译词典，被贴上“伟大翻译家”的标签；近代西学翻译中的林纾同样不懂外文，仅具备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也没有妨碍他成为名重一时的翻译家。由此可见，“译者属性远不在于语言的精通”。贺教授认为，从实然世界看，成为翻译家的关键因素不是语言能力，翻译家的本质属性不在于语言能力，而在于译作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文化作用，通过译内行为或译外行为引进的新的语言表达、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对目标语社会的文学、社会、文化所产生的促进和激励作用才是决定翻译家本质属性是否成立的要件。随后，贺爱军教授以张元济为例，介绍了他的“译外行为”，包括经济赞助、意识形态操控、影响翻译诗学三个维度，成就了他的翻译家身份，使其进入翻译家辞典。
另一个面相则是“应然面相”，应然属于价值判断，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审美标准。贺爱军教授提到，从翻译职业化的角度考虑，翻译家的应然向度应该至少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译”，相当数量的翻译作品是翻译家的首要条件；其次是“力”，较高的社会影响力是翻译家的必要条件；最后是“识”，精深的专业知识和语言知识是翻译家的补充条件。
讲座结束后，贺爱军教授和同学们进行了互动，就大家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解答。翻译家研究是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热点。此次讲座深入浅出，内容丰富，一方面盘活了同学们翻译史的知识，另一方面又深化了同学们对翻译家与翻译家研究的认识。
文/胡诗婕
图/燕俊昊
审/杜磊、高睿、贺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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